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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说过，随着革命第一阶段目标的完成，暴力革命将让位给温和的社会革命。中华民国虽然创立了，但是占据了中国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共和，有些闭塞的地区甚至会认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就是中华民国的新皇帝。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某些人、某些势力集团的野心会迅速膨胀起来，不是试图用武力压制其他不同声音，就是想要割据一方当一当土皇帝。革命委员会现在手中倒是有着一只不小的武力，也有着一个较为团结的组织，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改造当前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知道共和政府和专制政府的区别，那么我们这个团体也很快就会堕落腐化的。
因此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粉碎他们脑子里那种不正确的观念，让他们理解共和党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息息相关，让他们知道共和就是保卫他们的利益，那么当反动派想要卷土重来的时候，人民才会主动帮助我们击败那些反动派。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坚定的革命阶层-工人阶级，一个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知识阶层。就目前的中国来看，能够做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知识阶层，唯有那些理工科出身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学识内容就是带领工人进行各种工业工作。
所以大同学院办得越大越好，就能为中国培育出足够多的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又会推动中国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又会壮大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强大就是党组织的壮大。所以我们支持他们，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啊。”
唐安礼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就在他还在思考这番话语时，耿谨文却又转头看向了马车外的街景，脸色有些阴郁的问道：“泗水的事情，哈尔滨还没有给出指示吗？”
唐安礼立刻回过神来说道：“我先送先生回医院复诊，然后再去问一问…”
在袁世凯接任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之后，3月25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升起五色旗，鸣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只是华侨的这一行动引来了殖民当局的干涉，荷兰军警打死了集会中的华侨三人，伤十余人，还逮捕了百余不肯散去的抗议华侨。
事件爆发之后，当地华侨闭门罢市表示抗议，而荷兰当局再次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开市，又逮捕千余人，这就是耿谨文感到沉重而又愤怒的泗水惨案。
吴川听到这条消息之后先是难以置信，接着便有些出离愤怒了，“都已经20世纪了，这种鼻屎大的国家还敢在亚洲对中国人耀武扬威，真应该把他们都送进集中营去。”
只是吴川除了愤怒之外，他发觉自己还是无奈荷兰人何，现在的中国连自己的领土主权都保不住，更别提隔着一片大海的东南亚群岛了。
而对于泗水惨案的反应，南京临时政府总算是在解散前承担起了一些责任。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人权，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
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王宠惠将上述要求通知荷兰外交部，并将对荷交涉的四项条件电告北京当局。3月30日，临时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以此对荷兰政府施加压力。
只是北京的袁世凯却想要息事宁人，除了给驻荷兰公使刘镜人发电报交涉外，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制措施。吴川和党内同志洽商之后，决定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的主张，要求袁世凯向荷兰人施加压力，并在舆论上声援泗水华侨。
除此之外，吴川也对张云荣下令道：“我之所以要参加革命，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华人在海外根本没有安全可言。既然荷兰人想要一场革命，那就给他们一场革命。安排一些武装人员前往东南亚，并电告耿谨文，让他招募一些东南亚的进步人士来东北，我们将会教授他们武装斗争的技能…”